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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营销-向国人实践「不在日军铁蹄下出一天报」的承诺

中国再添一处世遗

報社的社址最早在大道中洛興行,五十年代老同事都說報社最早在利源東街,樓下是一家小印刷廠,幾十年如是說,我這後輩沒有經歷「利源東街時代」,一直深信不疑。

正是毀一館,設一館,百折不撓,誓不低頭,決不為日寇利用。報社人員流離顛沛,歷盡辛險,彌久彌奮,為國為民,在存亡關頭,實踐向國人許下「不在日寇鐵蹄下出一日報」的承諾,以新聞宣傳為槍,出現一批視死如歸的前線記者,他們將戰場上把將士浴血奮戰的事實,以生動筆觸報道,激勵國人抗敵信心,這批名記者范長江、張蓬舟、陸詒、孟秋江等名字記於國人心中。

今年為「七七事變」八十二周年,《大公報》與這段近代史分不開。報社前後兩次在香港出版,首次為一九三八年,中間在日本軍佔領前撤離,一九四八年再次在香港出版,直至現在。

圖:五十年代《大公報》館址干諾道中123至124號,現今港澳碼頭對面\作者供圖

報社第一次安排由上海撤至香港,向國人實踐「不在日軍鐵蹄下出一天報」的承諾,決與全民一起救國。報社在上海失守撤到香港,人員分兩路撤離,一路往漢口,後來轉至重慶,一路南下到香港,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第一次在香港出版《大公報》。

「九一八事變」後,日寇侵犯更急,華北形勢危在旦夕,《大公報》原設於天津,此時即未雨綢繆,預派人員到上海,籌備上海館。「七七事變」後,北平失守,敵軍進逼天津,天津館最先不保,隨着戰局推進,淞滬之戰在即,上海館被迫放棄,報社人員分為兩路,一路由天津往漢口,一路由上海南下香港,漢口館後來遷入重慶,重慶館的館址遭日機空襲,夷為平地,只剩得兩條門柱沒倒。香港一九四一年聖誕在日軍狂攻下淪陷,報社在陷敵前,桂林館已成立,當即撤到桂林,至桂林也失守,報社雖在山洞,仍避不過轟炸,又遷到重慶,《大公報》戰時都集中到重慶館。

日本侵華期間,《大公報》每次因敵軍迫近而遷移,事前做足準備,先到新的地方籌備報社一切,隨到隨即出版,由上海館撤至香港前的安排,張季鸞奔走於兩地,籌劃社址,編排人員撤離次序與住宿,解決人員到新地方生活問題,香港宿舍接近堅道的贊善里,人員來到一切已就緒。

一九四八年《大公報》第二次在香港出版,社址再次在利源東街,隨着業務擴展多次搬遷,七十一年堅持為香港讀者服務。猶記俠老每日到陸羽飲茶,常約編輯部年輕記者編輯聊天,他喜歡陸羽的文化氣息,最近才想到另有原因,他延續了當年總編輯張季鸞與年輕人在陸羽飲茶的習慣。

總編輯李俠文報社上下皆稱俠老,他畢業於中國最高學府之一的清華大學,修國際政治經濟系,一九三八年初考進香港《大公報》。數十人中錄取三人,他是其中一位,初時翻譯外電,偶爾寫社評,由大道中洛興行遷到利源東街後,地方狹小,他的寫字枱與徐鑄成相連,相對而坐。那時沒有公休制度,同人寫稿不給稿費,但沒有人計較,個個落力做事,總經理胡政之與總編輯張季鸞大膽用人,張季鸞曾拜師關中經學家劉古愚,國學深厚,後留學日本,參與辛亥革命,後投身報界以救國。在香港期間,他指摘英國政府箝制新聞,那時日軍尚未向南侵略,英國不敢開罪日本,香港每天的報紙都要送去華民政務司審查,凡「日寇」、「敵軍」、「侵略者」等字樣都不許用,更不得批評英國政府對日政策,他認為最缺德是在小樣上刪去的地方,不許開「天窗」。

至於大道中洛興行社址之說,我是根據時任總編輯李俠文前輩的話所得,一九八八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九三八年八月《大公報》首次在香港出版,當時總編輯張季鸞習慣每日下午看幾份報紙,看完已是黃昏時分,他常常招呼幾位編輯部年輕人和他一起出去吃晚飯,俠老文中提到「報館在大道中洛興行,以就近去永吉街陸羽茶樓茶室為多,我們在他面前都覺得無拘無束。」這段話第一次指出報社最早是在大道中洛興行,文章脫稿於一九八七年八月,一九九一年六月才在內地《中國文史出版社》刊出,看到他的文章已是出版後的幾年。至今報社前輩仍以為利源東街是最早的社址,其中是有誤會,報社來港後,又因戰事迫近香港,《大公報》籌備由香港撤退,為適應環境變化,決定由大道中洛興行遷到利源東街。抗戰勝利後,《大公報》由重慶回香港復刊,再以利源東街舊址作社址,這是說,在這十年的一前一後,報社先後兩次設於利源東街。前輩說的「利源東街年代」,是一九四八年的事,他們這時候進入報社,不知還有一段抗戰年間洛興行的往事,遂將利源東街視作最早社址。我曾試圖找尋洛興行大道中的地址資料,多番功夫皆是空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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